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的通用目的技术（GPT），正对科技创新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日益深远的革命性影响。假设真如库兹维尔等乐观者所言，随着“技术奇点”和“经济奇点”的临近，生产率将会直线上升，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一个问题：人工智能治得了“鲍莫尔病”吗？
“鲍莫尔病”又被称作“鲍莫尔成本病”，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和威廉·博文在上世纪60年代观察到的一种经济现象。1967年，鲍莫尔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非均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城市病的剖析》一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模型化的表述：一个经济体有两个部门，其中，一个部门是存在劳动生产率正增长的“进步部门”（制造业部门），另外一个部门是劳动生产率无增长的“停滞部门”（服务业部门），“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该部门工资水平的提高，但单位产品成本维持不变；与此同时，“停滞部门”因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而工资水平却随“进步部门”一道提高，将导致其相对成本不断上升。在这种情形下，为维持均衡的经济增长，劳动力将不断转移到“停滞部门”，从而使得“停滞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上升而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则不断下降，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后来，人们就把由于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生产率提升较快而服务业生产率相对停滞，导致服务业比重上升、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减速这种现象称作“鲍莫尔病”。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很多欧美发达国家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患有“鲍莫尔病”。例如，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观察到，美国的服务业比重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上升，到80年代末已经超过60%，但与此同时美国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却一直在下降。不仅如此，包括鲍莫尔本人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鲍莫尔病”无法治愈。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不过笔者觉得，人工智能是有可能治愈“鲍莫尔病”的，至少可以使病症大大减轻。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要患“鲍莫尔病”，需要具备3个条件：一是“进步部门”的生产率高于“停滞部门”，二是“停滞部门”的工资水平随“进步部门”的工资水平的上升而上升，三是“停滞部门”占整个经济的比重持续上升。其中，条件一是最关键的因素，条件二三则是在给定条件一的情况下，维持均衡增长所必须的条件和必然的结果。因此，要治疗“鲍莫尔病”，关键在于消除诱发该病的第一个因素，同步提升服务业与第一二产业的生产率，而这在人工智能时代是有可能办到的。
丹尼尔·卡尼曼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没有多少事情是只有人能够做，而计算机（人工智能）是做不了的。真正的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比肩人类，而且终将超越人类，像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那样，在第三产业大显身手。北京冬奥会上，我们见证了AI教练、AI裁判、AI主播、智慧餐厅、智慧医疗、各式机器人的强大力量，我们还会怀疑以前被认为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教师、医生、乐师、厨师、司机、餐厅服务员、理发师、会计、律师等几乎所有我们今天能够想到的服务业工作，有朝一日也可能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吗？由于人工智能具有自我学习、自我改进能力，它一旦掌握了一项技能，便可以高速重复使用这项技能，并且极其精准、不知疲倦，且还可以高速地共享资源、智能、存储能力。它所具有的这些独特优势，意味着完全可能大幅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大幅缩小甚至消除服务业部门与现代农业和制造业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最终治愈“鲍莫尔病”。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已为人工智能治疗“鲍莫尔病”提供了很好的预演。有证据表明，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渗透，一些欧美国家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服务业部门生产率大幅提升，这些部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制造业部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还要快。杰克·特里普利特和巴里·博思沃斯甚至在2002年就夸张地声称，美国已经治愈“鲍莫尔病”。
来源《当代贵州》2022年第33期
编辑 席忞禾 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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